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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什么会被民国取代,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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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读者评论中,辛亥年袁世凯、孙中山谁之功劳为大,是一种常见的争论。不过呢,若是能廓清1911年鼎革背后的真实历史逻辑,则不难明白,这种争论,其实是个伪命题。下文系栏目2012年纪念辛亥革命101周年时的一篇原创专稿,对理解上述问题,或尚略有裨益。

武昌的枪声,距今已一百余年。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百余年间纷至沓来。但反思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什么是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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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辛亥革命

辛亥年的枪声,已过去了整整101个年头。百年间世事变幻,沧海横流,对当年那场空前变局的评价,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遭到批判,改良备受吹捧,甚至于清廷的逊位,也已被某些学者赋予了“光荣革命”的璀璨光环。


但若仔细梳理清廷灭亡、民国诞生的真实历史线索,自不难发现:这种认知变迁,所反映的并不是历史本相,而只是时代对历史本相的某种特定需要罢了;当下流行的许多对革命的反思,其实都是伪命题。

www.64222.com,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表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清廷被民国取代的六个关键节点

1、谁在搞这场革命?

2、革的是谁的命?

3、如何革的命?

清廷被民国取代的几个关键节点“民国”,顾名思义是“帝国”的对立面;“民国政治”的核心是民权与民主;“帝国政治”的核心是君权与专制。所以,“清廷为什么会被民国取代”这个问题的实质有二:其一,“民权和民主”何以会取代“君权和专制”,成为晚清朝野知识分子的共识;其二,清廷为何自身不能发育出民权与民主,而只能被新政权取代。梳理“民权”思想在晚清朝野的流变过程,可以解答这两个问题。

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一、1895年前后,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想的还只是“排满”,对“造成民国”还毫无兴趣

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是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普及甚广,但它本身是错误的。错在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是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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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
就政治诉求而言,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简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之后,自然不难发现,类似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论调,其实是伪问题。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本质相同,都是兴民权革专制,实同属革命阵营。

国人最早于何时萌发出要造一个新“民国”来取代旧“帝国”的意愿?这个问题无法考据,毕竟不能把当日每个国人的政治理念一一弄清。但至少在1895年之前,作为当时最具声望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民国”还没有任何概念。他满脑子所想,每日里所做的,仅仅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换言之,他的革命目标,不过是“排满”罢了。至于“排满”成功之后怎么办,孙氏觉得,找个汉人做皇帝也挺好。

革的是谁的命?

再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革的当然是清廷的命,是专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但现在流行一种反思,说革命打断了改革,认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这种反思是荒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必须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并无中断。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孙氏本人并不隐讳。1910年,他在与刘成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青年时代主张只要推翻满清统治,汉人做皇帝也可以拥戴。当时与我结为莫逆之交的杨衢云,则表示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次为此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揪住我的辫子,要跟我动武。现在杨衢云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继承其志,发誓要建成民国,有帝制自为者,我必定要加以讨伐。”

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清晰看到,期望万世一系的爱新觉罗皇室主动丧失了太多机会。(至于说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错在无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立宪派群体,这些人与会党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些活动的实质作一个简单梳理:

1.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

3.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支持维新的张之洞等实力派官员,所关心的也只是朝廷内部民主。(维新领袖康有为为了实现个人的掌权之梦,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民主的缺失。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并无多大关系。

5.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

6.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人数恐因宣传需要存在夸张)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请愿活动。

2.时下很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有违史实,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实际上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反而相差不远。换言之,并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就士绅与清廷的离合,再做一点分析。

二、士绅为什么要抛弃清廷?


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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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

这个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恐怕并不准确。

因为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最终仍选择叛离和反对清王朝呢?

答案并不复杂:虽然废除科举对知识分子包括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他们,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了朝廷,选择叛离和反对。

简言之: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清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

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恐有宣传需要的夸张),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孙氏与杨衢云发生交集,是在1895年于香港联手设立兴中会。按孙氏自述,其革命目标重新定位为“造成民国”,是深受了杨衢云的影响。这影响的过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动粗的程度。由此不难看出孙氏在1895年之前,对“民国”其实毫无概念,更谈不上有任何信仰。孙氏如此,1895年前后的国人,对“民国”的认知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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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98年维新,官方闭口不谈“民权”,但民间知识界对“民权”的热情已初具规模

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其最终付诸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无非是振兴工商业、练兵、兴学校、变科举而已,与“振兴民权”毫无关系。以往说起戊戌维新,总讲它是“资产阶级改良”,它的目标是要实现“君主立宪”,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很可笑,既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与其中,实际举措里也没有丝毫“君主立宪”的味道(所谓“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扩张民权、限制君权)。不但具体的维新举措里没有任何“主张民权”的内容,即便是作为一种愿望,“主张民权”也丝毫未曾体现在数量众多的上书之中——即便那些上书中提到“开议会”这样的字眼。

对此,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茅海建先生有过一段总结:“在我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到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询谋’是相接近的。”当然,说得最直白的,莫过于“维新旗手”康有为,他在《国闻报》上刊登文章《答人论议院书》,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议院、兴民权”,说什么“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

与朝堂之上,也就是体制内官员闭口不言“民权”相反,处江湖之远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对“民权”的追捧则已颇具规模。譬如: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时,即怀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权”激励学子,将当世政治体制视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说:“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后世目为顽固派知识分子的叶德辉,也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严复说得最露骨:君既然出于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梁、唐二人当时均系革命党,而叶、严二人则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见当日改革派与革命党均以“扩张民权”为终极目标。

三、1900年国难,体制内改革派也痛感国家亟需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

1900年的巨大灾难,对帝国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极为关键的分水岭。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意的反馈却大不相同。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民意的这种巨大变化,在体制内也有相似的体现。庚子年前,体制内改革派私下里或许对“兴民权”极感兴趣,但公开的奏折里,却从来不敢提这三个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谈及“议院”一类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种“智囊机构”而已,绝不会对至高无上的君权造成任何损害。但1900年的巨大灾难,让许多体制内改革派对朝廷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彻底丧失了信任。乱局起后,东南督抚们敢于抗旨,拒绝北上“勤王”,而擅自搞“东南互保”,本就是对朝廷“寡头专制决策机制”的一种否定。而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则是希望用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祸国殃民的“寡头专制决策机制”。陶模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很明显,陶模设想中的“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则只是执行权。

陶模的这种要求,与当时的民间舆论遥相呼应。梁启超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浙江潮》杂志刊文说“立宪政体之要素,在人民有参政权”;《大公报》说:“图治之根源,首在立宪法,予民权。如此……则中国之前途或犹可补救于万一”;……

但对朝廷来说,开议院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实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饬吏治,调整机构;2、整顿军队,编练新军;3、振兴实业,奖励工商;4、改革教育体制,变更人才选拔方式。这些内容,其实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戊戌年这些举措没有能够深入搞下去罢了。而对朝野内外要求“立宪法、开议院”的呼声,“寡头专制决策层”的态度是充耳不闻。慈禧很明白:“立宪法、开议院”,对国家而言,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对“寡头专制决策层”而言,则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四、1905年废除科举,传统士绅不得不向“议员”转型,“民权”呼声随之高涨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给了很多体制内、外知识分子“证明”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的机会,但这种“证明”,知识分子自己并不一定信,朝廷则根本不信。因为遍观当日的评论文章,并没有人能够讲出一种使人信服的逻辑,来解释日本战胜俄国,确确实实主要是因为政体的差异。尽管如此,日俄战争仍然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国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追求——这场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中国无力抗议,竟只能耻辱地宣布“保持中立”的战争,对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的刺激可想而知——1905年,帝国8位总督当中,已有5位明确上奏要求朝廷“立宪”了。迫于此种压力,1906年,朝廷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

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因“预备立宪”而颁布的《各省谘议局章程》里,朝廷规定,“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是构成议员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重要条件。稍后的统计数据,也证实清廷的这一规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清末各省谘议局中,有科举身份的绅士议员,一般占到了议员数的90.9%以上(据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统计)。

朝廷此举看似得计,其实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05年的废除科举是“破”,1906年的预备立宪是“立”,破立之际,正是“旧帝国”向“新民国”转换的关键。但朝廷没有认真处理好这个关键。一破一立之间,支撑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也就是传统士绅们,本已平静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从传统士大夫蜕变成了近代民权、宪政政治里的“议员”;如果朝廷能够主动、顺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从以“君权神授”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传统中国,转型为以“民主宪政”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近代中国,则可以与已完成转型的传统士绅完全接榫,从而实现从“帝国”到“民国”的平稳过渡。但可惜的是,朝廷最终拒绝以民主宪政为核心来构筑自己新的政权合法性——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06年“改革”、“立宪”等名词在媒体上的使用次数的大爆发(据金观涛教授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关键词搜索结果统计);更不难理解传统士绅在1906年之后,为何高度热衷于呼吁朝廷尽快兑现“立宪”的诺言:落实了“立宪”,才能落实他们的“议员”地位。

五、1908年,朝廷推行“日式立宪”,变放权为集权,利益受损的立宪派发起对“民权”的狂热呼吁

1906年“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布下去之后,无论朝廷是否愿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总要有个兑现。一方面要兑现承诺,一方面又不愿意真交出君权、承认民权,朝廷的办法是偷天换日,用“日式立宪”来搪塞要求搞“英式立宪”的体制内改革派。

“日式立宪”实际上就是明治维新,其核心是“废藩置县”,即把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当然,其中也有许多学习西方的内容,但无外乎是效仿西方发展工商业的模式、效仿西方兴办教育的模式、效仿西方的练兵模式而已。显然,这与体制内立宪派所要求的
“英式立宪”,相差甚远——立宪派们固然并不完全明白“英式立宪”的真谛(其实英人当年也还在摸索),但“限制君权、扩大民权”这一点绝对是共识。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这种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本是立宪派们要革掉的旧体制,朝廷反以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没有比这更滑稽的改革了。

但朝廷终究一意孤行,于1908年出台了“日式立宪”的《钦定宪法大纲》,满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君权之嚣张,对照民权之仄逼,实在过于鲜明。所以,作为反击,待1909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尘埃落定,1910年,在各省咨议局的领导下,接连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朝廷的一意孤行引来了立宪派对“民权”更强烈的呼吁和索求。

六、1911年,立宪派意识到不可能从清廷手里获得“民权”,遂与革命党联手造就民国

很显然,虽然朝廷和立宪派都在讲“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其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相反,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诉求,反倒没有多大差异。革命党之为革命党,在于其选择暴力手段欲推翻清廷,对这种选择,革命党人陈天华曾有一个三段论式的解释:1、“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2、“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3、“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云,仍为政治问题也。”陈氏的意思很明白:自己虽然选择暴力排满,貌似以“民族主义”为先,其实,暴力排满不过是解决“政治问题”的一种手段罢了;而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所谓的“民主共和”。更何况,除了终极政治诉求相同之外,立宪派和革命党在实现终极政治诉求的手段选择上其实也非常相似: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需要经历一个“开明专制的阶段”;孙中山则主张先搞一段一党砖(并非错别字,请谅解)制的“训政”。

正因为“英式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武昌的枪声响起之后,由本地乡绅,也就是由立宪派掌控的各省咨议局,在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或领导宣布独立,或抵制进攻革命党,或劝说、迫使巡抚独立(如浙江、安徽、贵州)……与革命党联手推翻了清廷。

咨议局是清廷在“预备立宪”阶段设立的地方民意机构,咨议局在辛亥年的集体倒戈,既意味着清廷丧失了合法性,也意味着民国的诞生有着极为充分的“民意基础”——当然,这种“民意基础”主要集中于精英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革命党知识分子和保守的立宪派知识分子。至于底层民众,他们虽然因为痛恨“清末新政”(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而乐于看到清廷的垮台,但对“民权”、“民国”,却并无多少主动的需求。这恐怕也正是民国成立后民主政治迟迟难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辛亥后,没有能够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治,并非革命之错,而是晚清遗留的诸多弊病尚未解决之故;期待一场政权鼎革能解决这些弊病,也是不现实的

廓清了民国诞生的真实民意逻辑,就不难发现,当下大陆知识界流行的许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有多么不靠谱。譬如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那时制订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信睿》第六期,2011年8月)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有三。其一,将革命与改良简单视作对立面,仿佛二者水火不容。其实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晚清的最后十年里,革命与改良实乃一体两面。如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拥护改良的《大公报》刊文称“实为可贺”,理由是:“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满族亲贵奕劻、端方也说,必须要加快立宪步伐,如此才能消弭革命党的影响力。其二,将辛亥革命单纯看作革命党的产物。殊不知,相对于此前失败的黄花岗等历次起义,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强大,其之所以能够使清廷瞬间土崩瓦解,恰恰在于立宪派在经历了1908年之后的种种绝望之后,选择了与革命党站在一起。没有立宪派的及时响应,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立宪派们自己当年都绝望放弃了清廷,后人却仍在幻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岂不可笑?其三,并不区分立宪派的改良和朝廷的改良之间的巨大区别,须知,若没有立宪派的支持,朝廷岂能以一副空架子将改良落实到基层?

当然,不可否认,民国成立之后,出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但若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调转头去否定辛亥革命,喊什么“告别革命”的口号,恐怕就有些滑稽。设想一下:即便没有武昌的一声枪响,让立宪派继续他们的“英式立宪”梦,其情形与1912年的民国,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政坛上活跃的还是同样的一群演员,同样的几股势力,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何以就能保证其结果一定会比革命而生的民国更好呢?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革命”上,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基础。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一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需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甚至于连用白话文办报这样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条件,也还要等到五四时期才稍有改善,幻想在1912年就实现民主政治,未免太天真了些;而因为没实现民主政治,又把责任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头上,则未免更天真了——正好比渔夫雨天带着直钩出门钓鱼,没钓到鱼然后怪天不该下雨,然后唠唠叨叨说什么若是晴天肯定就钓到了;可事实上没钓到鱼跟天气哪里有关系呢?社会基础如此之差,1909年调查具有选民资格者竟不足总人口的0.4%,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搞得起来?换句话说,在1911年前后,无论是被推翻的清廷,还是新成立的民国,其实都没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当民主政治成为时代的“政治正确”,清廷愈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更何况其主观上根本无意搞民主政治),革命的正当性和号召力就会越来越大——尽管革命最后限于社会基础,也并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但这已是后话。革命党会收获越来越多的正当性,立宪派会与朝廷的离心力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终有一天会发展到将朝廷拉下马来。

结语

既如此,辛亥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不妨参考辛亥后的第一个十年的双十节梁启超的意见:“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

没有拔高,也没有贬低,“自觉”还远远不够,“自觉”也已经很不容易。这样一段出自立宪派领袖的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可谓再中肯不过了。

本文来源历史(www.lishiq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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