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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沉睡3000年殷商大墓重现人间,中国考古学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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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读好友日志讲到考古学中的女性,惟介绍之人于中国较少,本欲在回复中略为补充,但又觉只言片语还难以说清,于是便草成以下文字,以抒对曾经奋斗在中国田野考古的前辈女性的敬佩与景仰之情。

郑振香:见证沉睡3000年殷商大墓重现人间

2016-03-10 14:49:52作者:王思达来源:河北日报已浏览次 阅读提示
妇好,生活在公元前12世纪前半叶,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在现存的甲骨文献中,她的名字频频出现,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1万余片甲骨中,提及她的就有200多次。
2016年,是妇好墓成功发掘40周年。
整整40年前的1976年,随着妇好墓的发现,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终于得到考古证实。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殷墟考古发现中,影响最大、成果最多的考古发现;也是目前已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能够与甲骨文联系断定墓主身份与墓葬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在中国考古史与殷商史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鲜为人知的是,发现并主持挖掘妇好墓的考古学家,是一位来自河北东光的女性——
2016年3月8日,《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
一位87岁的老人不仅亲自为展览校阅了有关文稿,还应邀来到首展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她亲自为观众讲解了其中一款文物的“前世今生”。
她,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妇好墓的发现者郑振香。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她的名字,注定将与3000多年前另一位不凡的女性——妇好永远联系在一起。
www.64222.com,一座险些与今人失之交臂的古墓
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更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有人说,提起殷墟考古,就不能不提到妇好墓;提到妇好墓,就不能不说起它的发现者——郑振香。
2016年早春,在位于北京方庄的家里,与记者聊起中国古代的巾帼英雄,郑振香却说,最令自己心仪的一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人物:“我从小就喜欢穆桂英,觉得她有魄力。我的性格也是这样的,做事有决心,坚持到底。只要我认为这个事是正确的,我就尽量完成,而且尽量争取完成得最好。”
“如果没有郑老师40年前的坚持钻探,妇好墓的发现说不定还要再推迟多少年,也许至今、甚至永远不会为人所知——那样的话,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妇好,可能就会像穆桂英一样,只能更多地存在于传说之中了。”郑振香的学生、现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的唐际根由衷感慨。
1975年冬,安阳小屯村西北角的一片高岗地被列入了“平整工地”的范围,为防止有殷墟遗址遭到破坏,郑振香立即带领考古队赶到现场,通过探杆钻探,竟真的在紧挨着一片棉花地的土壤下发现了夯土建筑的痕迹。经过相关手续的申报审批,郑振香和自己的爱人陈志达、着名考古学家张之恒等人,于次年春天组成考古队,在进行了相应分工后,分头带人展开挖掘。
很快,郑振香的队伍中就有人挖到了一座废弃房屋,并在房屋的正中位置,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灰坑。时任考古队队长的郑振香对此深感奇怪,立即亲自清理了灰坑。很快,一片长方形的红色夯土露了出来。
“我用手一摸,发现这里的夯土又硬又厚,跟上面的完全不同。”在查看了夯土残存的边缘后,郑振香意识到,下面可能有墓穴。
40年后的今天,在河南省安阳妇好墓现场,唐际根告诉记者,这里是位于洹河南侧的宫殿区,而殷墟墓葬通常在洹河北侧的亡灵区,加之妇好墓保护隐蔽,很难发掘。“以至于当时有专家下了‘定论’,说这里只是普通的地,上面的夯土不过是残留建筑物的痕迹。只有郑老师坚信这夯土下一定有名堂。”
郑振香指挥工人用探杆从夯土的边缘向下探去,可是加长的探杆一直延伸了5米多,触及到的依旧只是坚硬的夯土。郑振香却不为所动,多年的考古经验告诉她,通常情况下房基的死夯土绝对不可能超过5米。
那是1976年5月16日——虽已过去近40年,郑振香仍清楚记得,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我当时鼓励大家说,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探到底!多打几个孔,只要探到底,无论出现什么现象,都算完成了任务。”
终于,在接下来的边缘探中,几个探孔在不同深度都碰到了石头似的硬东西,打不下去了。郑振香决定挑选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把探杆加长,拧紧,在中心部位钻探。
这关键性的一铲,向下一直探了8米深。
“当时,当地地下水水位是6.5米,从距地表3米至6米深,进度比较快。接近潜水面时,土质变得又湿又黏,必须通过推动拧杆向下钻探,每钻一铲都很困难,进度就变得非常缓慢,从6米深探到7米深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在工人们费力下探时,突然间,探杆下陷了70厘米,接着,又下陷约50厘米——硬底终于出现了。”时至今日,郑振香语气平静的讲述,仍令记者感到惊心动魄。
“提上来吧。”随着郑振香的指示,手持探杆的工人小心翼翼地将探杆一点点向上提。当探杆整个被提上来后,大家都惊呆了,只见探杆的铲子内沾满了湿漉漉的红色漆皮。
“是墓!”人们兴奋地叫起来。
这时,一个工人在铲子里发现了一件闪光的东西,清洗干净后发现,竟然是一枚玉坠。
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终于重现人间。
一位女考古学家与古代女将军的“邂逅”
3月8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特展上,411件套参展的妇好墓青铜器、玉石器、甲骨器、陶器等文物,深深吸引了参观者。“叹为观止”“美轮美奂”之类的惊叹不绝于耳。
“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经常要向大众解释:考古不是挖宝。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文物宝藏,依据历史、拨开迷雾见真相,还历史原貌,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今天我们说,40年前的妇好墓挖掘在中国考古史、殷商史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因为不仅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精美文物,而且通过丰富的随葬品、器物铭文,以及甲骨文对妇好事迹的记录,使我们能够确知墓主身份,向我们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可谓两全其美。”唐际根说。
郑振香告诉记者,妇好墓在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完整性和唯一性。上个世纪30年代,殷墟王陵区内发掘的大墓均遭古今盗掘,因此人们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知之甚少。妇好墓作为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年代与墓主身份清楚,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墓。
在安阳现场,记者看到,妇好墓的形制呈长方竖井形,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
唐际根介绍,妇好墓的墓室填土约分为6层,第6层的随葬器物最为丰富。最终,考古学者在墓中共清理出随葬品1928件,其中包括468件铜器、755件玉器、63件石器、564件骨器、11件陶器、15件蚌器与5件象牙器。此外,还有2件红螺、1件阿拉伯绶贝以及6820余个货贝。并且,青铜礼器绝大多数铸有铭文,个别玉、石器上亦有刻文,是商代晚期大中型墓葬中最完整的一批资料。
“如果没有郑老师当年的努力,今天我们可能很难看到妇好墓随葬器物的全貌。这不仅仅是因为妇好墓在最初的发现过程险些与我们失之交臂,而且这些文物出土之初,还差点被水淹了。为了加快挖掘进程,郑老师特意说服了当地的供电局连夜供电。”唐际根说。
40年前,当妇好墓进入全面挖掘阶段后,在考古队发掘出的一个5米多长、4米来宽的大坑里,冒出了泉水。郑振香当即决定:一方面派人找水泵,一方面依照中国最原始的方法,架起辘轳往上淘水。“此时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要不然就会变成一个大水坑。”
唐际根说,真正的考古学者就是这样,既要坐得了冷板凳、下得了案头苦功,也要出得了野外挖掘现场,甚至,一定程度的组织调度能力,也像丰厚的学养、坚韧不拔的专业精神一样,不可或缺。
当年参与过考古挖掘的老工作人员曾说,那时候,带领80多人的突击队在现场加紧挖掘的郑振香,就像一位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女指挥员。
可当时人们还没有想到,这座神秘大墓的主人,正是一位真真正正的女将军。
如鸮尊、圈足觥、三联甗、偶方彝、大铜钺……一件又一件大型重器和造型新颖别致的器物陆续重见天日。随着对葬品的整理,郑振香发现,在有铭文的190件铜礼器中,铸有“妇好”铭文的共109件,占有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而一个巨大的刻有“司母辛”字样的鼎和一对铜钺也格外引人注目。
铜钺是古代的一种重型兵器,它怎么会跟女性的玉坠出现在一个墓穴里呢?铭文上的妇好和司母辛就是墓主人吗?带着诸多的疑问,郑振香查阅了甲骨文和相关史料的记载。
“妇好是甲骨文中屡见的名字,她是商王武丁的王后,生前曾主持祭祀,并多次带兵出战,无一败绩,地位显赫,是有记载中最早的女将军,深受武丁的宠爱。妇好过世后,追谥为‘辛’,武丁出于对她的思念,不但为她举行了三次冥婚,还破例把她的墓穴建在了宫殿区,以便于自己能时刻陪伴她。”郑振香介绍。
一段长达40年的守望
“一位沉睡3000多年的女将军,被一位同属女性的考古学者‘带回人间’,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特意利用三八节下午的半天假期到首博参观的保定文博爱好者曹女士在展厅中感叹。当得知上午曾专程到场参加首展的郑振香是一位河北老乡时,曹女士越发为未能与大师谋面而感到遗憾。
“我的家乡在河北东光。”1928年10月,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在河南安阳被科学发掘,从此,中国考古掀开了新的篇章。整整一年之后的1929年10月,在安阳东北300多公里的东光,郑振香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民间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就读于着名的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回到东光工作。
“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兄妹五个都上过学,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抗战爆发后,东光沦陷,三个哥哥因为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先后选择了辍学。父亲和兄长们的学问品行,对我的影响很大。”郑振香说,家庭的影响和战争的磨砺,让自己从小就有一股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勇敢和坚定。
抗战胜利后,郑振香考上了天津第一师范,并于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深造。
“受家庭环境影响,我喜欢历史,其实当年我本来是想报考历史系的。但历史系是北大的顶尖学科,特别难考,我自己也没十足把握,所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难度相对较低、在当时属于新兴专业的博物馆专业。”追忆起那段青葱岁月,耄耋之年的郑振香笑着告诉记者。
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被取消,合并到了历史系。郑振香当年无心插柳的一个选择,反而帮她实现了当初的愿望。“我当时特别开心,记得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既可以学历史专业,也可以选择学考古专业。”
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郑振香却放弃了最初梦想的历史专业,选择了当时极少有女性涉足的专业——考古。
“此前在博物馆专修科的时候,我多次参观过故宫博物院,对青铜器、玉器、漆器等各类文物很有兴趣。大一时,我还认识了历史系一位叫王承诏的同学,是他最早向我介绍了甲骨文的有关知识,还选了一些甲骨片子让我看。从那时起,我对甲骨文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郑振香说,当时,曾有人问她:“你一个姑娘家学考古,独自一人看到那些骨头不害怕吗?”泼辣的她回答说:“不怕,在我看来,这些骨头就跟陶罐一样,没什么。”
1954年,25岁的郑振香本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工作,并于次年开始攻读北大考古专业研究生。对甲骨文的浓厚兴趣,使她选择了以商周考古为毕生的研究方向。
1959年,而立之年的郑振香研究生毕业,在那个年代,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人谈婚谈嫁的年龄。这个时候,本来可以留校任教的郑振香想起了自己的老师、以主持发掘山顶洞人化石而闻名天下的史前史专家裴文中教授说过的话:“20岁到40岁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下田野的黄金时期。”
“学考古就是要做好吃苦和牺牲优越生活条件的准备,必须系统地做田野工作。考古人不下田野,好比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我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下田野的起点已经比一般人整整推迟了10年,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郑振香毅然选择了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当年便去了洛阳考古队任队长,并于1962年到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任副队长。从此,经历了人生和社会的各种风雨,经历了退休、返聘,直到2002年老伴儿生病、行动不便,这位倔强的河北女性才离开了考古一线。
算下来,她在安阳整整待了40年。
40年的坚守,郑振香的发掘成果当然远远不止一个妇好墓。1989年临近退休之际,郑振香带领的团队,还在安阳小屯村东发现一处大型建筑群,经证实为商王武丁为其父小乙所建的宗庙基址,后来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而她考古事业的最大成就——妇好墓的成功发掘——则恰恰出现在自己从事田野考古的第二个十年里。“那是郑老师自己硬追回来的黄金期。”唐际根说。
“首博这次妇好墓特展,以《王后·母亲·女将》为题,概括了显赫一生的妇好在她的时代所扮演的三个角色:‘一国之后’是她的社会角色;‘母亲’是她的家庭角色;‘巾帼英雄’是她的历史角色。作为现代女性,郑振香先生在40多年的田野考古生涯中,面对众多个人角色的转换,也一定要克服很多困难吧。”曹女士在首博特展现场猜想。
1968年,郑振香在安阳考古一线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同队的考古工作者陈志达喜结连理。
后来,妇好墓的发现,陈志达也参与其中。随葬品丰厚的妇好墓,经常被视为商王武丁与妇好之间爱情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同样是郑振香与陈志达这对考古学伉俪的爱情见证。
但40多年里,虽家安在北京,郑振香夫妇每年都要有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外工作。“对考古工作来说,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挖掘季节。每年,我们从3月中旬开始就要准备下田野了,直到6月农民要收麦子,才会收工。等20天后,农民收好麦子,又能帮助考古队挖掘古墓了,我们再下去。”郑振香说,自己当时一年最多回北京两次。“每年元旦都是在安阳过,春节才在北京过。”
长期艰苦的野外工作,注定让郑振香无法像其他母亲一样,经常守护在自己孩子的身边。女儿出生后,为了照顾女儿,郑振香和陈志达一度只好轮流出差,一人在北京、一人在安阳。
“当时,每当我要返回安阳时,女儿总是特别依依不舍。她七八岁时,有一次知道我回安阳,竟把火车票给藏起来了。直到我谎称要去退票,她才把票还给了我。那天晚上一直到半夜11点,我才把她哄睡,赶紧穿上衣服,提着行李直奔火车站……”郑振香说,第二天女儿醒了之后,发现妈妈不见了,又大哭了一场。
说到这里,老人一直干脆果断的语气里,终于透出了一丝柔软。
“可这是没办法的事,考古工作就是这样,永远没有尽头。人必须无私才能无畏,顾虑太多很难做成事——这也是一种人生观吧,有时候自己必须有所牺牲。就像抗战时期咱们燕赵大地出了多少女英雄,她们恐怕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只是觉得应该挺身而出,要有所担当。战争时期有的人在保卫国家中作出贡献,和平时期有的人成为学者,其实都是一样的。”在郑振香看来,古今女性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只是时代不同,表现不同罢了。
与常人想象的不同,虽然当年曾对妇好墓文物进行了大量的后续整理、保护、比对、研究等工作,虽然2002年返回北京后,年事已高的郑振香也仍在进行部分考古相关工作,但直到今年3月8日首博妇好墓文物特展开展之前,对当年曾倾注过大量心血的妇好墓文物,她本人也已经久未谋面了。
“毕竟,妇好墓只是殷墟考古的一部分,持续了80多年的殷墟考古,还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我们考古工作者也不像收藏家或者古董商,一个东西挖出来之后,做完挖掘报告和相关研究,就得交给其他的收藏机构保管了。”郑振香说。
“好多东西我也很多年没看过了,特别想念它们。”说起这些文物,郑振香的语气里又透出一种母亲般的柔情。
“可惜如今我岁数大了、精力不行了,首展当天参观者又太多,没有条件在展览中多做流连。改天,找个人少的时间,我一定专门去博物馆好好看看它们!”www.64222.com 1

     
说到中国考古中的女性,曾昭燏先生无疑是不能跳过的开章。1909年出身于湖南湘乡曾氏家族的她,为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曾国藩的侄曾孙女,引导她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二哥曾昭抡,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曾出任新中国的高教部副部长。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35年自费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以《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获得硕士学位。并通过参加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在什维希威格考古实习和慕尼黑博物院的藏品整理以及陈列设计的实习,了解和掌握了考古与博物馆工作的基本方法、技术和程序。通过实习分别完成了《论周至汉首饰制度》论文和《博物馆》专著。完成实习后遂受聘于伦敦大学任助教,未及半年毅然辞去教职回国投身到抗日的烽火当中。1938年辗转回到昆明,应李济之邀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设计委员。

     
曾先生于考古,解放前主要工作是与吴金鼎等从事的云南大理点苍山、洱海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彭山崖墓的调查与发掘。解放后的工作主要有: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进行的调查和南唐二陵的发掘,其中南唐二陵的发掘是我国首次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帝王陵墓进行发掘。在主持华东文物工作队工作期间,组织发掘了沂南汉代画像石墓。此外南京博物院对北阴阳营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也是由先生所主持的。从上述工作来看,先生十分重视对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刊布,她所领导或经手的项目基本都能够及时地报导和发表研究的成果。

     
曾先生终身未婚,坊间传言可能有与她的恩师胡小石先生的影响有关。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就读期间,有三年是住在胡小石先生家由先生专授古文字、文学史和书法,所以与胡先生感情甚笃。胡先生于中国古典文学功力深厚,文化素养乏人能匹,据说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吟诗唱和,待人接事处处透着六朝风范。在胡先生身边的亲历与感受,不由使曾先生往往以胡小石先生为标准去衡量男性,所以能入其法眼异性的可能性自然是微乎其微。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心理和现实的差距,可能导致了先生的芳心难寄,当然可能也同时局动荡,无暇多顾的形势不无联系。虽然多是传言或揣测,但恐怕也不是全无来由,我所知道的胡小石先生的另一个女弟子、曾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的游寿先生,在婚恋问题上也采取了与曾先生同样的选择,据说个中原委也大体相同。

     
1964年12月22日,曾先生在疗养期间,突然由灵谷寺高塔纵身一跳自杀弃世,业界一时惊愕难平。当时的中国已由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中挣扎出来,经济形势和政治局面都恢复到一个相对理想的境地,先生自己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具有较高的地位和相对宽松的环境,所以选择自杀来解脱的结局,确实使时人难于理解。现在想来,先生当时罹患抑郁症和高血压,又缺乏家庭温暖的纾解,精神的压力难以释放,又恰是在长江流域最难熬的冬季,多重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最终选择了自杀辞世的结局,应当也是在情理之中。近年来,抑郁症的危害表现的更加突出,故也愈发受到重视,而在当年,无论是医学界还是社会对此尚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曾昭燏先生属于在旧中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女性考古学家,当时多少与考古沾些边的还有容媛先生,这位出身世家,有容庚、容肇祖两位大家为胞兄的容媛先生与金石学颇有研究,以一部《金石书目录》立身学界,解放以后长期从事考古书刊资料的编目工作,现今大家所能见到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就凝结着容先生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大学等考古专业的设立和考古工作大规模的展开,女性考古学家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两位同为姓郑的女性前辈,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值得于此略施笔墨。

      
郑振香先生应当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考古工作者,她1950年入北大博物馆专科,1952年院系调整,又转入北大考古专业,与俞伟超先生等同班,195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次年又成为攻读商周考古的研究生,因此郑先生也应当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女考古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主持安阳工作站的工作,因资料整理的需要一直到退休后仍坚持工作多年,故于殷墟考古前后达40年之久,真正称得上为殷墟考古奉献了一生。40年间亲历的重要发现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者,当莫过于妇好墓的发现与发掘。然而,现今大家通过媒体所了解的多是郑先生在发现与发掘中的作用及带来的光环,却不知所留下的教训。

     
通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的十余次发掘,分布在西北冈等地的殷王陵已基本得到了揭露,因此当1975年在王陵区之外因农田基本建设发现妇好墓时,由于墓葬分布在以往发掘的宫殿宗庙区附近以及规模等都与已知的商代大墓差距甚远,所以并没有引起发掘者过多地重视。当时已到麦收的季节,也是一年中农事最忙碌的时节,所以无论是技工还是民工都急于参加收麦紧张的三夏工作,故而发掘工作受到时间的限制,关键是墓穴又深入到地下水位线以下较多,发掘中的涌水严重影响了清理和记录工作,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时电又没供上而无法抽水。结果导致许多器物直接由水中、泥浆中捞出,谁知是越捞越多,结果这称得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最终也没有留下一张反映随葬品位置的平面图和照片,特别是那些随身佩饰的玉质装饰品之间的搭配或组合关系则更无从了解,如就妇好墓随葬如此之多各种规模的玉质装饰品来看,当时可能已有了类似周代的佩玉组合,只是可惜没能得到科学发掘的证明。

     
说到妇好墓的情况,并非有意拿郑振香先生的失误说事,田野考古就是这样,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挑战正是田野考古永恒的魅力,将未知变成可知、已知,可以说是考古者终其一生的追求。然而实际工作中限于时间、气候、经费、人员安排等各种客观条件,并不是都能够给发掘者以从容的时间、精力来处置发掘的对象,因此领队的学识、经验就要在这种状况下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田野考古并非都是做的越细致越好,当和推土机抢时间时,那些未必有绝对必要的细致,反倒可能使更多的遗存遭受损失,当年在三峡中堡岛,在周围布满大型施工机械的形势下,黄头发话,多布方快清理,在尽量避免单位挖混的前提下,把东西挖出来就是正理,结果在最下层的基岩坑里获取了一批重要的玉器、陶器,恰是以往发掘所很少见到的。所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是田野考古领队应具备的能力,“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永远都是真理,评价诸葛亮尚可如此,何况凡夫俗子,可粗则粗,当细必细,“后来领队要深思”。作为领队的郑先生恰恰是在审时度势上铸下了大错,在对“势”估计不足的前提下,迫于“时”的压力,而选择了粗放的工作方式。结果老太太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夏鼐先生的严格要求下,她的高级职称评定便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一位郑姓的女考古学家,是我非常熟悉的郑笑梅先生,也曾以“郑老太太”之称名扬考古圈中,所以我们如果同时说到郑振香和郑笑梅两位先生时,则会以“大郑老太太”、“小郑老太太”区别之,实际上两位先生年纪相差不多,也就在一、两岁之间。先生为温州人,和夏鼐先生为小同乡。1952年入北大考古,与黄头、张先生等同班。毕业后分配到考古研究所,早期曾参加了庙底沟等遗址的发掘,对当时领队不注重陶片的拼对曾有所诘问。长江流域工作队成立后又到长江队工作,参与或领导了丹江口地区的一些调查与发掘工作。60年代初在天灾人祸导致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中,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纷纷压缩人员,郑先生也被考古所下放到山东省博物馆开展考古工作(可见当时夏先生并没有照顾老乡的观念,或许也与先生过于直率的性格不无关系),先后参与和主持了东海峪、野店和大汶口等重要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组织整理了1960年以大跃进发掘方式获得的姚官庄的资料,能够将这种粗放、混乱的发掘资料整理发表,可想而知其难度以及整理者所付出的心智,所以现在作研究欲解析这批资料仍十分的困难。八、九十年代又相继整理出版了《邹县野店》、《大汶口(续集)》等考古发掘报告。先生在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多,当年以山东省博物馆名义发表的将大汶口文化划分为十一期的论文就主要出自先生的手笔。

     
先生一生投身于田野考古实践,丈夫蒋英炬先生也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文革中孩子尚小,为不影响工作,先生就将小孩带到发掘工地,由老乡代为照顾,80年代初识先生时,还曾为其子女的一口山东土腔而疑惑(蒋先生也不是山东人)。在辛苦的环境中,先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田野考古技能和领队技巧。据我了解,现代中国女考古学家中田野功夫最精深者,可能当非郑先生莫属。

      
1980年代当国家文物局决意举办考古领队培训班并落脚在山东,郑先生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在山东省文物局负责的刘谷虽然并非考古业务出身,但对于苏秉琦先生的理论和实践十分认同(有苏先生致刘谷之信可证),主政考古所的杨子范先生虽非科班,但深知田野考古的重要性,在业务方面主要倚重郑笑梅、张学海诸先生。所以在地方有良好的配合条件,加之与黄头、俞、张诸先生相知甚多的郑先生能够抽身出来承担田野指导的主要职责,遂使领队班在山东兖州开张。当时俞先生刚由北大出来,尚未安排位置,所以就与郑先生一道承担了第一期的田野指导工作。由于在实习中指导教师和学员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感,故而当最后答辩考核时,考核委员会为保证领队的质量而将一些学员未能通过时,两位先生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当时的戏言是结果出来后两位先生抱头痛哭,虽然多有夸张的成分,但也确实说明了先生们对一同在艰苦环境下追求考古理想的学员们的态度和情感。自此,考古领队培训的考核委员中也出现了所谓“鹰派”和“鸽派”之别,答辩考核阶段,学员们都期望自己能分在“鸽派”的组中,当时甚至也有“死亡之组”的说法。

     
郑先生在培训班不仅付出了辛勤和心血,而且还因隔梁上推土的独轮车翻到而被摔下探方,造成了胳膊的骨折,康复之后先生又回到了田野继续承担着指导工作。我与先生相识是读研的调研期间,当时为作后冈的论文,到山东考察观摩大汶口第二次发掘的资料,有张先生亲笔信的托付,郑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除了大汶口的资料外,又在先生的带领下看了许多山东史前考古的资料,并得到先生真诚的指点,所以最后论文以大后冈的观点形成,与郑先生的指导应当说也不无联系。从承担第四期领队培训的工作以后,与先生的交往更为密切,在考古工地掌控、田野考古知识与技能等方面都可以说是获益匪浅。特别是在艰苦环境下田野考古作风的磨练,更感受到先生的榜样力量。天齐庙寒风中、陋室里、油灯下,先生批改记录的情景至今也令人难忘。培训班工作转出山东后,郑先生仍基本期期都参与了指导和考核的工作,考虑到她的年纪早已60开外,所以我们多让她在家坐镇,看看记录、指导整理,但她基本坚持每天都要到工地,在方边指导划线、摩挲陶片,当时我们都说有了老太太,心里就踏实多了。

     
和大多数女性知识分子一样,郑先生也是严厉的面孔下有着一颗善良的心。我们常说,老太太是刀子嘴豆腐心,发现问题她从来是直来直去,不会顾忌什么,而事情过去后,她也是一如既往地待人处事。对待学员,她一直主张从严要求,从宽发落,但对于田野考古态度存在问题的人,她却很少客气,主张别耽误功夫的“劝退”,是她于此类学员的解决方式。先生于生活条件要求甚少,无论什么环境下都是与大家同吃同住,倒是我们有时还能沾上点她作为山东省政协常委的光,到县上或周邻市县混顿吃喝。

     
先生有一副好酒量,在与地方打交道的酒宴场合,经常是先生与我代酒,而我当年维持了十余年在山东酒场未遭败迹的记录,最后也是被先生所抹去。先生于豪气、率真中,也不时透露出点童稚,当年我和李季经常编些小骗局逗老太太,结果她也时常就信以为真。记得第六期班整理期间,郑州大学的匡喻老师来唐庄基地(匡老师在吉大为我们讲授过旧石器时代考古,不久就调往郑州大学),学员们有买了附近工厂俱乐部的电影票拉我们一同去看电影,当时老太太是死活不去,结果我和匡先生就与学员一起去了。结果第二天郑先生跟我们就没好脸,事后才想到,老太太本是见有老友来访,原打算晚上痛快地聊上一场,谁知被拉去看了电影,让她的计划落了空。话说回来,那也是我迄今为止在影院看的最后一场电影,此后尽管大片无数,但却再也没有进过影院了,更未曾为今天电影业的繁荣作过些许贡献。

     
进入新世纪后,已届70岁的郑笑梅先生基本脱离了田野考古第一线,每次到山东,东道主知道老太太与我们的感情,所以有机会都请她出来一起吃顿饭,照例也会被她灌上几杯酒,而又不敢不从。隔了两年再去,提起想见见老太太时,当地的哥们说郑先生患了老年痴呆,已基本不记不住人了,连蒋先生在家中都不时面临暴力的威胁,所以还是别去为好。人生就是这样无常,刚强了一辈子的郑先生最终仍敌不过命运的安排,也许人的大脑总是要有使用期限的,当细胞消耗光了,思想也就被上帝剥夺了,据说上帝总是公平的,所以睿智于人生究竟是幸还是不幸,也许谁也说不清。关键是这样的结局放在自信、聪慧的郑先生身上,实在是另人难以接受,连痛苦都无法感受的痛苦是可能所有的人都无法体会的,所以我只能在心里为对于中国田野考古学做出卓越贡献以及于我本人诸多指导、帮助的郑笑梅先生而痛苦、纠结,尽管痛苦于她可能已浑然不觉也。

     
田野考古之于女性,难也。复杂政治斗争形势和艰苦生活条件下的田野考古之于女性,何其难也!因此,无论她们的成就如何?贡献几许?那些曾经为中国考古奋斗在田野的所有女性前辈都有资格获得今天考古人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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